面对三杨的“与时俱进”，朱高煦并没有过多警惕，如果守旧派都是三杨这种与时俱进的人，那大明朝的官吏效率反而能提高。

“盐酒茶政一旦布局完成，国库的税收也能增加，臣妾恭贺陛下。”

坐在朱高煦身旁，郭琰为他揉捏着有些酸痛的肩膀，同时为他庆贺。

朱高煦闻言颔首：“布局成功后，只要禁绝走私，盐茶酒价无须涨太多，只需要略微涨一些，朝廷就能增收数百万贯。”

“有了这笔岁入，朝廷就不会再有财政上的问题了，只要定期治理吏治，每年都能增收上百万贯。”

“过个十几年，岁入七千万贯也大概是常态了。”

朱高煦松了一口气，岁入七千万贯，这是把崇祯时期明朝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国、荷兰、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国家加到一起才能达到的岁入。

即便是宋代巅峰时，也达不到岁入明制巅峰七千贯的岁入，如果将宋代的币制梳理清楚，其岁入甚至不如朱高煦治下的洪熙。

宋代是“足陌”与“省陌”两种币制并行，“足陌”就是100文为1陌，“省陌”则是77文为1陌。

短陌制肇始于南朝、盛行于五代，其根源是割据政权滥发货币造成的货币贬值，即使宋代建国后也没能扭转过来。

更别提宋代一贯并非千文，七百余文换一贯已经是足贯了，还有一贯四百五十文这种不足贯。

宋代连各地兑换比率都无法统一，地方上各行其是，皇帝下诏都不管用。

所谓宋代岁入一亿六，实乃宋代岁入一亿六千万贯石匹两束，真正按照明代标准来折色，巅峰时能有五千万贯就不错了。

至于后世所鼓吹的商税，实际只占据宋代岁入的不到两成，真正占据大头的是宋代的两税和各类杂项。

朱高煦前世看宋代史料时就在想宋代那么多苛捐杂税，辽金元朝占据天下后要怎么治理才能治理好。

结果翻到后面才发现，忽必烈干脆把这些全废除了，只留几项就足够。

这么一来，可不就好管许多了嘛……

朱高煦要是按照宋代的税率来收税，大明朝的财政收入恐怕真的能瞬间破亿，而且是不掺杂水份的破亿。

毕竟美洲和日本白银涌入大明那么多年，真要收税也能收到足够多的铜钱和白银。

不过他要真的这么干，那真是从士大夫到百姓都戳着他脊梁骨骂。

毕竟把百姓逼到为了躲避身丁钱而溺死孩子，就连驴车战神自己都在感慨：“费用若如此，民力何久以堪”的，估计也就大宋这独一份了。

朱高煦缺钱，也可以向百姓收重税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但眼下大明还在上升期，只有百姓手里的钱比较多了，才会有时间去开垦田地。

在土地财政为主的这个时代，现在开垦的土地，几年后就是新的财政收入。

他不收重税，为的就是避免工业化早期压榨工人及农民的老路子。

他还有足够多的时间，来为大明朝积累财富，不用急于一时。

想到这里，朱高煦将思绪从财政方面抽回，不免询问起内廷的情况。

“户部每年拨二百万给内廷，内廷又有报刊赚钱，现在岁入几何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