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旦‘人生而平等’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，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。”

……

在新阶层的眼中，击垮王朝帝国不是更先进的武器，而是这些无孔不入又充满诱惑的思想。

蒸汽机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变革，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在经济变革分成几步走的时候，政治变革也在推进。

大唐内部轻易的扑灭了这股浪潮，那是因为洛氏的存在，所以在广泛的帝国土地上，还未曾有类似于王朝末年那种大规模流民难以存活的大事发生，换句话说，大唐帝国内部，矛盾还没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

大唐的命运本不该如此，因为洛氏本不该存在，洛氏用世界之外的力量（圣痕）干涉了正常发展的世界。

当然，在外人看来，这就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（总是英明），重复发生，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。

在大唐之外，即洛氏政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带，规律的运行则更为明显。

经济和政治的并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经济是基础，在经济基础改变的过程中，它创造了新的阶层，譬如在上古时期走向奴隶制国家时期，出现了奴隶主，在周秦之间出现的地主，以及在蒸汽时代之后出现的新阶层。

这些新阶层绝不仅仅是有不同的利益，比如奴隶、土地、雇工，更大的不同是意识不同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同，用比较通俗的言语来说的话，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，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所当然是不同的。

奴隶制理所当然的用奴隶来生产，随时杀死奴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等级是天生存在的，血脉是生来高贵的。

地主不能随便杀人，但在权威之内，为他耕种的佃农，生死也操持在手中，等级依旧是分明的，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阶层，军事贵族阶层，知识分子士人阶层，供养上述两个阶层的农民。

这些在新阶层眼中都是不正常的，他们对血脉生出了挑战，认为生来高贵的存在，是错误的。

这种认知是从商业实践中得到的，在自由贸易中，新阶层深受封建对贸易的阻碍，封建贵族身上浓厚的本地主义，让贸易难以成行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还要摆脱皇室对商业的限制，远比农业税高的商业税的逐渐增加。

在这样的实践中，一个甚为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新阶层的脑海中，那就是推翻现在所有阻碍贸易发展的体制，建立一个适合发展的体制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在广泛的地区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，关系是并不和睦的，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生死以及是否统治是漠不关心的。

当然，这种情况在大唐有显著的不同，大唐皇室在民间拥有更广泛的声望，但这依旧不足以面对新的概念，那便是民族。

在蒸汽时代之前，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产生，那个时候只有朴素的人种观念，他们称呼自己为汉人、罗马人、夏人、胡人，这是一种夹杂着族群和文化的称呼。

这种称呼是相当脆弱的，对于最底层的百姓而言，这种称呼随时会变化，尤其是汉人。